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加强作风建设,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中央八项规定,一路走来彰显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不懈加强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书写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生动篇章。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
党的作风主要表现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它深刻影响、塑造着社会关系结构与政治认同,关乎党的执政根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充分体现。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此期间首提“三大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时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在提出“三大纪律”后,我们党结合军民交往细节补充了“六项注意”,后又新增两条注意事项,形成“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等规定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教育引导下,绝大多数党员能够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但也有不少党员未能经受住诱惑和考验。为了防止不良作风特别是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我们党接连开展整风整党。改革开放后,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现象,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到整风运动,从提出“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到要求“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我们党始终厚植为民情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脉相承。
历史和现实启示我们,只有将人民立场贯穿始终,作风建设才能获得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作风建设,中央八项规定约束的对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其蕴含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内核,也就是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则是全体党员和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政治要求和纪律规矩。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着眼解决影响群众舒适度、满意度的歪风积弊,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有力滋养了党和群众的血脉深情,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夯实了作风建设的根本落脚点。虽然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不断变化,但我们党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作风建设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原因。
坚持问题导向纠治作风顽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的动态过程。深化党的作风建设正是由量变积累引发质变飞跃的辩证运动,任何松懈或疏忽都可能导致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侵蚀党的肌体。只有锲而不舍纠治作风顽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才能真正化风成俗,打赢作风建设“持久战”。
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始终与不正之风坚决斗争。192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大纪律”,主要是为了解决部队在饥疲交加中出现的拔百姓红薯、打土豪没收东西不交公等问题。1928年毛泽东同志宣布“六项注意”,则是针对一些战士借群众门板不及时归还、错误没收商贩货物等新出现的不良作风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并提出了“两个务必”。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党保持清醒头脑,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端正党风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由此可见,在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都着力破解作风难题、靶向施治,体现了对作风建设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清醒认识。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与时代性,需要常抓不懈。我们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认识和化解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久久为功推进作风建设。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抓作风建设、纠治“四风”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点,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中央八项规定的每一项规定都直指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小切口”做成了“大文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由此开局破题,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党充分认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既注重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又与时俱进破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作风难题,探索创新作风建设的科学方法。这不仅彰显了我们党正视问题、勇于刀刃向内的执政品格,更体现了对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
完善制度机制严格制度执行,为作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通过明确的规则和程序,为个体和组织的行为设定边界与标准,起到引导、约束和激励等作用,有助于将作风建设的外在要求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保证作风建设行稳致远。
我们党始终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为作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非零散要求,而是通过制度化逐步定型。1930年制定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收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红军士兵必须遵守;1947年《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相关内容进行统一规范;1961年党中央还制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制度得到严格的贯彻落实,在井冈山时期工农革命军就采取了多项具体举措,比如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对违反纪律的情况坚决惩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将党风建设制度化,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纯洁了干部队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制度规定。这些制度建设的有益实践,为深化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与长期性工程,必须以健全体制机制为保障,才能实现标本兼治,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制度从严,从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严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制定修订《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纳入其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持续加大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力度,紧盯重要节点加强监督提醒、明察暗访,开展通报曝光、警示教育。对违规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以完善制度机制为抓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体现了我们党将有效经验做法制度化、确保工作连续性和权威性的鲜明特点,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工作方法和治理智慧。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以严格有效的制度机制根治作风之弊,持续提升作风建设治理效能,巩固和深化作风建设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