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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警钟长鸣 ——读《那个时代的贪赃枉法:清中期一批钦办案件的启示》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表时间: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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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著作《那个时代的贪赃枉法》,收录清中期驿传、粮储、司法、赈灾、军费、捐纳等领域11起钦办案件,反映当时腐败及其治理状况,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清中期腐败有以下特征:一是政权失控,官僚消极对抗皇权。官员们因循守旧、拖沓推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官官相护、沆瀣一气,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轿夫聚赌案中,嘉庆批阅严令查办的奏折泄密,致使一些赌场闻风停办,甚至兵部尚书都给家人通风报信而使轿夫逃逸。二是权力下移,吏役权力膨胀。各级长官不熟悉业务,公文制发、业务操办都由书吏完成。书吏的权力越来越大,也愈发胆大妄为。嘉庆时,兵部丢失行印,书吏们还只是联手欺瞒;到道光时,就发展为私刻官印、私制公文、兜售假照,4000多人通过购买假证明得以擢升。三是侵贪舞弊,腐败深入肌体。官员做官先问肥缺,利用职权婪赃勒贿、侵占挪用。淮安查赈案中,朝廷派往山阳查赈的10人,除1人未受贿和揭发弊案的李毓昌被杀外,其余8人均收受贿赂。刘彬士到浙江出任巡抚时自言:“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时人谓之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四是买官卖官,官吏素质严重下降。捐纳是清代官僚体制的一个毒瘤。清朝捐纳的形式有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贡监、捐加级等。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把卖官作为敛财之道,造成吏治腐败、民心丧失。

清中期反腐对今天有以下启示:一是反腐败力度取决于政治态度。执政者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在惩贪反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本书收录的钦办案件,如果不是皇帝本人持续关注和强力督办,有的案件不会被揭露查办,有的会大事化小,有的会办不下去。二是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清代官俸低,官吏以“礼规”“常例”“别敬”等各种名义向下索取、向僚属分肥、向上送礼,统称“陋规”。官僚集团对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司空见惯。乾隆曾痛批“各省馈遗之风并未尽绝”,但恰是在他默许下,官员在万寿节和年节向皇上进贡导致风气崩坏。三是士风影响民风社风。士乃四民之首,乾隆特别强调端正士习的重要性,称“民风多随乎士习”,提倡以士习引领民风转变。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复杂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政机关的风气。四是畅通揭发腐败问题的渠道。书中很多案件是由奏折或“京控”告发。奏折保密性强,密封在带锁匣中,只有皇帝和具折人能开启;效率高,皇帝批阅后直接发还;监督面广,有资格具折的官员分布在中央和地方,彼此相互牵制和监督,能够防范欺隐徇私。五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钦办案件虽然力度大,但严刑峻法的警示意义很有限。只有通过加强道德教化、筑牢思想根基,建设廉政文化、持续改进作风,健全规章制度、强化日常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消除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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