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到一战之前(1865年—1914年)，也是美国社会转型期。在此期间，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崛起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同时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把这一时期讽刺为“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美国的腐败渗透到社会各界和各个层级。政党、政府、国会、法院乃至军队无一幸免，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存在腐败交易。在1905年一份由法国人绘制的美国政治地图中，45个州中的25个州完全腐败，13个州部分腐败，只有6个州没有发现腐败。

　　宪政和民选没有带来政治清明，体制性腐败成为最顽固的问题

　　美国国未及立，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等为代表的开国元勋们就呕心沥血商定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将民主愿景提升到“美国梦”的高度。这套宪政设计蕴含着一种理想，即只要实现定期的、公开的选举，就可以促使民选出来的官员或议员对公众负责任。至19世纪末，人们发现执行宪法比制定宪法困难得多，即使是民选的政府和议会，也同样可能腐败横行。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制的民主政治体制下，谋求私有权力成为理所当然的政治行动，竞选捐款制度与金钱运作的天然隐蔽性相结合形成了金权政治，政治游说制度与政治公关行业相结合产生了威力无穷的社会关系网，腐败盛行是一种必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坦承：“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都存在许多重大罪恶。”

　　总统、政党和议会被经济寡头操纵。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垄断，工商业和金融业等寡头形成并稳固经济霸主地位后，野心勃勃要取代平庸政客占有的政府，成为社会的主宰。官商勾结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一大特征。从第18任总统格兰特到胡佛的先后五任总统都靠摩根财团资助上台。《华尔街日报》指出，摩根在1901年重组了这个世界，他被喻为老板们的老板，作为美国最高的统治者，一直坐在美国王位上。财团通过为议员竞选提供资金，控制了当时国会的多数席位，大约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是不同财团及分支机构的代理人，他们通过操纵铁路、关税、反托拉斯法案等立法，加速对民众财富的剥夺，自己则从财团处收取巨额贿赂。美国著名记者拉塞尔对此评论说：“我们没有参议院，我们有的只是满大厅的为工业家和金融家服务的管家。”洛克菲勒则通过资助共和党并与国会领袖联姻来干预政治，共和党完全从属于他。1901年，洛克菲勒之子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奥尔德里奇的女儿结婚，堪称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意味着商界与政界领袖结成紧密联盟。

　　政党分赃制导致吏治腐败。由于美国民主政治中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制的出现，竞争获胜的政党，将行政职位分配给本党主要骨干，以达到控制国家机器的目的，这就是政党分赃制，又称政党分肥制。当时，美国从联邦到地方政府都采用政党分赃制，引发了十分严重的用人腐败现象。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1869年—1877年）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8年，任人唯亲是其腐败的最典型特征，军人出身的格兰特把很多重要职务送给了以前在军队的同僚，内阁中与其沾亲带故的竟然有几十个人，总统本人收受高额贿赂、与富商勾结、袒护腐败分子，他选任的三位财政部长，一任不合法，一任是贪污犯，一任是行贿受贿能手。用人腐败由顶层向下蔓延，政坛风气败坏，卖官鬻爵盛行。南北战争之后，花钱购买各级政府公职已经司空见惯。如纽约的行市是：法官职位1.5万美元，国会议席是4000美元。1880年，加菲尔德当选总统，立志废除政党分赃制。他有句名言：“政党分赃制下的政客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只不过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求职书。”他就职后不久即被怀恨在心的求职未遂者枪杀，可见当时政党分赃制积弊之深。

　　司法腐败大行其道。标榜司法独立的司法系统难以保持公正，无法发挥监督制约作用。政治机器把握着法官席位的任命权，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和绝对豁免权，法官纷纷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1865年至1871年间，政治老板特威德及其领导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彻底控制了纽约市，由特威德挑选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是多起司法腐败案件的主谋之一，在其包庇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被减刑或赦免。

　　警察彻底堕落。警察腐败是美国历史渊源最久的问题。在“镀金时代”，腐败严重削弱了警察最基本的执法功能，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有效执行，损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丧失了警察在社会公众中的威信，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惨重的代价。警察腐败的第一种方式是利用执法权直接换取好处。据保守估计，在芝加哥，仅是赌场、酒馆、妓院等场所每年主动支付给警方以寻求保护的钱就达20万美元。第二种方式是与罪犯共谋。在明尼阿波利斯，许多盗窃案就是由警察一手策划的。第三种方式是充当“大老虎”的代理人。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局长弗雷德·W·艾姆斯为其市长弟弟的违法行为提供便利，比如酒馆每月付一定量的钱就可以不受法律规定的禁酒时间限制，可以经营法律禁止的老虎机及其他赌博业。此外，警察还通过敲诈勒索、袒护熟人、作伪证、选择性执法等多种方式捞取好处。

　　特殊的城市化进程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加剧了腐败问题的发生

　　转型期的美国用5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经济的迅猛崛起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政府和社会管理出现了一系列不适应。

　　政府职能扩张与官员权力扩大增加了腐败空间。从1870年到1913年，美国的GDP总量增长了2.4倍，经济发展与铁路建设的飞跃，煤气、电力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市政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腐败最严重的领域出现在新兴城市迫切需要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配置与管理等过程中，如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和政府采购等。铁路是第一个衍生庞大行政管理机构的大行业，铁路委员会本来是为了管理铁路公司建立的，是一个公共事业委员会，但却在铁路大亨的作用下成了铁路公司的代表并为其服务，而与消费者作对。铁路大亨古尔德与另一巨头开展伊利铁路收购战时，竟然随身携带装有50万美元现钞的旅行箱，用于直接收买官员。煤气、电力、有轨电车等行业则由政府授权和特许经营，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许多自由裁量权，成为不法商人行贿的对象。政府对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投资，为官员们创造了大量以权谋私的机会。

　　大批移民涌入城市导致腐败急速爆发。经济突飞猛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较多就业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外来移民和美国农民进入城市，从而造成人口流动加剧的局面。数百万外国移民来到美国聚居在新兴城市的廉租公寓里，走进工厂从事粗重的手工劳作，靠行贿获取违法经营的权利，很多人冒死工作，他们是美国社会的最底层。移民的政治是个人需要的政治：重要的是工作、住房、食物和友谊，至于国家政治和政府官员的廉洁，则无关紧要。新移民急切需要摆脱卑微的身份，更多关注能否通过选举或利益再分配来改变自身命运。在他们眼中，效忠代表自身利益的某个人，带来的实惠高于效忠抽象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官员们抓住新移民的这一软肋，以就业机会、住房或公民证为诱饵收买新移民。在新移民对腐败的默许甚至纵容下，一些原本无党性的组织迅速演化壮大，如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之所以从一个慈善机构蜕变为影响最大、操纵选举、控制公共服务设施的政治机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大批爱尔兰移民的加入。

　　现代城市管理所必需的制度措施明显滞后。各级政府对迅速的城市化缺乏经验，执政能力明显不足。财政体系具有巨大的缺陷，19世纪的美国各级政府是没有预算的，直到20世纪初，所谓预算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市政府雇员发工资是现金支付，没有账目，城市维修工程没有开支记录，市政府没有公共财产记录，公有资产的流失屡见不鲜。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公众无法有效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绝大部分新闻媒体依赖于政党的资金支持，难以作为独立的监督主体对腐败行为进行监督，未能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权力监督体系。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联邦政府因受地方政府自治传统的影响和宪政体制的制约，对诸多城市问题有心无力，州政府虽拥有宪法所赋予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力，但却无法针对城市诸多问题制定出统一的法律。针对公职人员管理的制度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法律条文，也存在对腐败行为的认定不够明确、惩治不够严厉、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世风日下，腐化堕落思想文化蔓延盛行

　　19世纪末期，随着美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在进行调整和重建。工商业巨头们不但主宰了当时的经济生活，也主宰了政治和社会生活；不仅主宰了物质生活，也主宰了精神生活。在金钱的强大攻势下，美国政坛出现了公共伦理的严重倒退，公职是获取钱财的工具，利益是所有人的上帝，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公共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普通民众对道德腐化和政治腐败司空见惯，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道德的败坏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反映在文化上，表现为腐朽，即人欲横流、颓废宣泄和宗教泛滥；反映在思想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整个社会疯狂追逐财富，醉心于投机，谋求一夜暴富及奢侈享乐；反映在社会行为上，金钱与物质享受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社会上充斥着权钱交易、捞取现货的铜臭气。美国进步作家戈德金曾经说过：“美利坚民族像一个身披华裘的野蛮人，有谁在真正关心美利坚民族的富强之道？没有，大部分人只知道如何去赚钱。”

　　腐败严重侵蚀民生，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发

　　民生与腐败，是天然的对立关系，腐败最猖獗的时候，也是民生最糟糕的时候。在美国腐败的高发期，事关民生的各个领域也受到侵蚀。

　　食品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行业寡头、政府和黑社会之间相互勾结，使得美国的食品质量开始急剧恶化。食品的储藏、加工中掺假和使用化学制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蔬菜被泼洒硫酸铜以看起来更鲜嫩；肉类被用上硼砂以除去臭味；面包里被加入粉笔末、尘土和融水石膏以减少面粉的成本。美国农业部牲畜及其产品检验条例规章规定，凡从事牲畜屠宰或肉类罐头生产的工厂，应申请农业部长派人检验牲畜及产品。芝加哥的163名检查人员都是根据屠场老板们的要求指定的。1905年，根据各州进行的食品检查和关于食品方面起诉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某些州，高达56%的被抽查食品不达标。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到屠宰厂亲眼见到病猪肉、化学染剂、死老鼠、不能吃的边角料，甚至工人的尸体也被做成各种各样的肉制品销往国内外。根据这段经历，辛克莱写成了著名的纪实小说《屠场》。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读这本小说时正在吃早餐，突然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后来，该纪实小说直接推动了1906年美国《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并促成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

　　药品领域，南北战争后，假冒伪劣产品在美国专卖药品市场上泛滥成灾。当时的杂志《柯里尔》描述道：大量所谓的“补品”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鸡尾酒，许多灵丹妙药恰恰是制造酒鬼和瘾君子的罪魁祸首。在马萨诸塞州医学年会上，一位医师甚至说：我坚信，如果把今天我们使用的所有药物全部倒入海里，那样会对人类健康更有益，却会把海中的鱼统统害死。假药的泛滥与医药商通过行贿、缴纳特殊税费等方式获得专卖药的资格，比如相关文件显示，1904年“美国专卖药协会”的年度总支出中，最重要的一项开支竟然是付给立法委员会的6606.95美元。假药的泛滥还与专卖药销售商们重金在报刊上投放广告有关，医药商们通过每年向报社注入4000万美元广告费的方式，换取的是美国新闻界的沉默。

　　此外，转型期的美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1900年，美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全国十分之九的财富。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诱发腐败泛化心理，民众心中无官不贪，无处不腐。劳资矛盾突出，1881年至1885年，平均每年爆发500次罢工，每年参加罢工的大约15万人。劳工安全事故频发，在纽瓦克的一起工厂失火中，6名女孩被烧死，19名女孩因跳楼逃生身亡。当时，美国有近200万童工，这些童工每天工作时长10小时至14小时，进厂后平均只能活4年。卖淫组织化专业化，1906年芝加哥这方面的利润是2000万美元。就连教会这种神职机构也加入到腐败的洪流中，黑心的三一教会管理层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投资、不维修就将条件极差的廉租公寓出租，完全无视住户的悲惨生活。(郭河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