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时，有个叫阳城的人，居官刚正不阿，素有名望。他先是做谏议大夫，嫉恶如仇，敢怒敢言，大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慷慨之气。然而，就因为这“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胆识气魄，惹得皇帝不高兴，谏官没做多久，就被逐出京城，贬为道州刺史。阳城虽然接连受到打击，依然豪气不减，到了道州任上，又为百姓干了许多好事。

　　当时道州（今湖南道县）向朝廷进贡的贡品，有一个地方特色——“岁贡侏儒”。说起这事儿，颇有一段历史渊源。原来，古代的道州人，也许因为水土关系，身个儿多半比其他地方矮小。隋炀帝登基后，下诏各地进贡太监。偏偏这时，道州出了个叫王义的侏儒，身高虽不足三尺，却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又会吟诗作对，插科打诨，当地县令便把他当作“活宝”进献给朝廷当太监，很得隋炀帝喜爱。皇帝高兴了，道州官府自然乐此不疲，于是道州就以“州产侏儒，岁贡诸朝”而闻名，每年进贡侏儒供皇帝当作优伶取乐，从隋到唐，竟成“惯例”。

　　问题在于，道州好多年才出了个天生的王义，哪有那么多天生的王义第二、第三呢？于是，当地官员丧尽天良，竟然将一些好端端的幼儿，先行阉割，伤愈后再强行装进特制的陶罐中，只露出头部，由专人料理，使其在缸里畸形生长，若干年后再破缸取人。可见“（道）州产侏儒”并非什么离奇的神话，而是当地官员为追求政绩、满足私欲，不惜采用残酷手段制造出来的“畸形侏儒”，简直是伤天害理，令人发指。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一首诗里写道：“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人间惨剧年复一年地重演，可是，又有谁来怜悯老百姓的哀号？

　　阳城到任后，看到这种岁贡惨景，强烈感受到侏儒们强颜欢笑的背后，隐藏着诉不尽的苦情。他“哀其生离”，义愤填膺，毅然为民作主，下令停止“岁贡矮奴（侏儒）”。到了岁贡时日，道州“无所进”，朝廷频频派人责问，阳城上奏说：“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再说，“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怎么可以把个子矮的“人”当成“奴”一样地驱使呢？臣甘冒用事不力之罪，斗胆请求皇上取消进贡侏儒。

　　阳城的一番慷慨陈词，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充满了公道与正义的思想光芒。既表现了一个地方官为民请命，除弊安民的无畏精神，又展现出“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情怀，这一“不平则鸣”的呼喊，犹如石破天惊，对最高统治者不啻是一声当头棒喝！唐德宗看了阳城的奏折后，感到良言可畏，于是下诏正式废除了这一进贡。至此，这种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丑恶残酷的“特贡”才算罢休。消息传来，道州城里欢声雷动，众百姓甩掉了“矮奴”的帽子，“父兄子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还有什么比这“人身的解放”更值得庆贺呢？

　　阳城主政道州时，不但廉政洁己，而且“治民如治家”，像爱护家人一样来管理百姓，为他们排忧解难。然而，封建官场上好官难当，其中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丢掉了头上的乌纱。

　　唐德宗时，进奉之风甚烈，地方官吏以进奉为名，随意向百姓增派赋税，中饱私囊，致使郡县百姓不堪重负。但在道州，阳城却没有按时缴纳赋税，工作拖拉缓慢。要知道，这“赋税不登”可不得了，因此，上面派来的观察使非常恼火，几次三番地指责阳城，可他依然如故，不见“紧急行动”。

　　阳城内心明得像镜子似的，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很严重，但他不忍对百姓再加勒索，至于个人的荣辱生死，也就不管了。面对观察使的严厉“问责”，阳城敢作敢当，“自署其考”说：“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他自认为百姓尽心费神，问心无愧；只是“征收科派”政绩低劣，所以考评只能打个“下下”等（九级考核中倒数第一）。

　　然而，这个“交待”过不了关，朝廷派观察使来地方考察官员政绩优劣，最要紧的当然还是税收钱粮，谁会搜刮民财，谁进奉的赋税多、财物多，谁就会得到更高的官位。所以，这位观察使大人急不可耐，又派判官去督促阳城征税。判官来到道州时，大小官员都出城迎接，唯独阳城“自囚于狱”，他事先已经将自己囚禁在牢狱中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判官无奈，只好回去复命。观察使怒上加气，指令要阳城亲自回话。阳城几经思量，知道自己这个官做不下去了，于是，毅然“载妻子弃官去”，将刺史大印挂在中堂，携妻儿离开了道州。

　　阳城挂冠归隐，可惜人间少了一位秉持正义的良心官，这是君主专制时代的悲哀。封建官场的潜规则容不得这样的“另类”，但道州百姓却始终不忘阳城的功德，男儿取名字时，都喜欢以“阳”为字。

　　“治乱所系，尤在得人。”地方的治乱安危，百姓的冷暖忧乐，尤其需要“社会公仆”来秉持公道和正义。阳城斯人已去，但他执着为民、无私无畏的奕奕风采，依然闪耀在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