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资源博大精深，“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其中廉政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廉”，最初指官员应具有品德之一。舜时代提出从政者要有九种品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简而廉”，意思是“性简大而有廉隅”，即性格豁达又行为端方。
到西周时，“廉”作为官员一种必备的品质纳入考察考核。“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在此当为坚持原则的意思。后来唐朝的贾公彦注释这里的“廉”字说：“廉者，洁不滥浊也。”不过，“廉”狭义固定为“廉洁”之意是在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这四维，都是指遵守法度、不逾规矩。晏婴曾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廉之谓公正”， “故圣人伏匿隐处，不干长上，洁身守道，不与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义，瘁而不失廉”，凝而聚之，“行廉而不为苟得”作为一种品德内涵趋于固定，廉洁而不贪的意义明晰而特指了。
战国时，廉洁与不贪的意义固定下来。屈原说：“朕幼清以廉洁兮。”东汉人王逸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这应该符合屈子的本义。韩非子讲：“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韩非子明确提出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臣僚清廉方正，而不是放纵贪污之心以徇私枉法。
因此，廉政的内涵在廉正与廉洁之间。廉政，在国家层面，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对官员个人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廉政的思想观念，伴随公权的产生而产生；其相对固定和系统化，是在王朝建立之后。在五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八个理念：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明法、勤政、节用、教化。
一、古代的民本思想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倡导的从政价值理念。价值观是思想的灵魂，民本观念是中国廉政思想的基石。
夏启废禅让建立家天下，宣扬“有夏服天命”的天命观。但是，夏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就沉迷游乐，不理朝政，结果被放逐。是时，《五子之歌》讽之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关于民本思想的第一次呐喊。夏商继亡，西周汲取前两朝政治教训，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所谓“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中“德”包括敬天、敬宗、保民三方面，尤其要“怀保小民”，舍此难保天祚。
春秋战国的动荡，彰显了民心向背的力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于是，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 。孟子继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政治秩序理论，要求统治者要有“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要有解民于“倒悬”的政治作为，要建立“恒产”的产权制度保障民生。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的立君为民权力观，先秦民本思想基本形成。
先秦民本思想具有通过制民巩固君权的政治立场。孔子讲仁政，要富民教民，归根到底是为了“使民”。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民众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孔子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把民众看做是国家的军事基础。孔子还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儒家讲教化，但是它极其明确的立场却在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这都是讲君主是为治主体，民众是治理客体，客体是基础，搞得不好客体就要颠覆主体。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封建专制制度在全国最终确立起来。应该说，封建君主政治正是植根于民本思想上述政治立场，才把它作为治国策略思想。董仲舒发现了这一奥妙所在，指出“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受命于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汉武帝欣赏君权天授原则基础上的民本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民本思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君主集权制民的基石，也派生出天子与官僚都要“爱民如子”的廉政蕴含。
民本思想也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治理的转型，它的产生恰好伴随着世卿世禄制度到封建官僚制度的转变。世卿世禄制度的终结，统治主体代之以官僚集团。关于官僚政治，“从理论上讲，往往是如此：（一）所尽的责任，减至最小限度。（二）所得的利益，扩充至最大限度。……所以怠惰和贪污，乃是官僚阶级的本性”。官僚和民众的利益，是处于相反的地位的，君主所处的地位，一方面固然代表一人一家之私，又一方面，则亦代表人民的公益，而代他们监督治者阶级。君主与民众处在利益的两极，民本思想针对的是防止中饱阶层的形成。反对中饱官僚集团欺上压下，是专制体制反腐败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廉政意义及其局限性都在于此。
恰如此，民本思想成为约束官僚集团政治行为的一个准绳。西汉思想家贾谊将以民为本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在政治实践中，民本思想首先要求官吏关注民生。《三国志》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凡属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吏都受民拥戴，也为朝廷赞赏。例如，西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赈灾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治理升平，后被《汉书》列为第一循吏。
民本思想要求官僚顺应民心、惩恶扬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民众的意志彰显社会的善恶，是行政的主要依据。唐朝宰相狄仁杰为官，不媚上、不阿贵，始终保持体恤百姓的本色，做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诸多案子，没有一人上诉伸冤，后被称之为“唐室砥柱”。
民本思想还体现于官员执政价值追求方面。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南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清代黄宗羲“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晚清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无不彰显了民本思想。
隋唐以后，民本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注入政治体制之中，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特有的文化气质，形成了一股廉洁政治清流，源远流长数千年，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政治腐败现象起了抑制和延缓作用。
二、古代的德治思想
中国古代的德治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尧舜禹是部落首领，更是道德楷模，他们和睦群体，禅让而治。家天下开始后，夏商周三代统治集团很快认识到要“敬德、保民、配天”。
在春秋争霸的战火中，思想家疾呼德治。一方面是道家消极的德治，一方面是儒家积极的德治。老子提倡统治者“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施行无为而治，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节俭，“遵道而行”。孔子反对暴虐政治和不义之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如何为政以德？孔子认为包括仁政与礼治两个方面，其中前者为本，后者为辅。仁是出发点，即律己宽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治是归宿，就是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因此，要顺民意、体民情、殖民产。荀子要求以政惠民、以德导民、以礼齐民，尤其要讲究礼乐法度，“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秦统一了中国，但是迅速灭亡了。许多政治家、思想家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违背了德政，“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到汉初大兴德政，倡导黄老无为之治，令民休养生息。汉武帝开始崇尚积极进取的儒学，德治进一步转型。董仲舒博士意识到君主统治集团权力日益强大，难免造成政治混乱与倾覆，于是在理论上提出一定要加强道德修养，依靠德治管理国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学说，为德治提供理论依据。“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君民者，贵孝弟而好仁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而一旦君主滥用权力，有背天道，就会遭到“天谴”。从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道德教化对于管理国家“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的作用。
宋朝重文治，“理学”应运而生，德治从理论到实践上升为治国轨度。理学认为，君主的个人品行是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君主要“正心诚意”，通过修德以正心去实施仁政，恤民养民，尽量避免耗用民力，使民安于生产，满足人民的衣食之需，进而达到修礼义、尊君亲。官吏要爱民，民为邦本，爱民就是爱君。在形式上要以礼治国，德是礼的根本，礼是德的制度表现，要通过礼治协调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等级秩序。
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德治思想，主张劝学和奖廉，通过正人心、厚风俗、行孝悌、倡廉耻，促进克己奉公，实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德治理想。
中国几千年历史，德治是基本一贯的政治主张，因此在为政道德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例如，孔子提出“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五美”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汉代扬雄提出：“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经验编写成的《贞观政要》和《帝范》，其中不少涉及帝王修养问题。武则天编《臣轨》专辟“廉洁”一章，论及廉洁的重要性：“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 欧阳修则提出：“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耳。” 五代十国时期苏绰提出君主必须具备八种品德：“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节俭，然后继之以无倦，而加以明察。”北宋司马光则提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南宋朱熹提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君主“正心诚意” 。康熙撰《廉静论》，论述“吏尤以廉为贵也。”
为政道德思想，一方面针对君主，一方面针对官僚。君主道德修养由“天”管辖，官僚的道德修养则付诸考课制度。比如，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的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其中，二十七最强调官吏的为政才能，四善则突出官吏的道德修养。“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明清文官考核制度规定有“四格”“八法”内容，四格“才、守、政、年”之中的操守就是对道德方面的要求，八法“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之中的不谨、浮躁、贪、酷四项也主要是指官员道德方面的缺陷和错误。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还提出一些方法，用来修养德性，直至仕进。如儒家经典《大学》讲三纲八目，阐述不断加强个人修养，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善内在的德智修养，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实现外发事业的完成。
三、古代的任贤思想
任贤使能，或者说“尚贤”、“任贤”，是古代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贤”，本义指“多才”，但依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论，“贤”等同于“善”。《吕氏春秋》中讲：“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可以看出，贤人是首先有德行的人。它的反义词是”不肖“，如果是自谦，就是”不才“的意思；如果他指，就是“品行不端”。正是“贤”的双重含义，任贤总的是要求重用优异之人。
周文王和姜太公讨论圣贤之君的治道，姜尚列出的第一条就是“上贤，下不肖”，后来周公旦摄政，思贤若渴，礼贤下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传为历史美谈。
春秋列国争霸，贤人政治倍受推崇。打破贵贱出身的社会偏见，不拘一格选用，成为一条重要的治国经验。齐桓公曾问郭国父老亡国之因，父老回答说：“国君爱贤人而不任用；恨坏人而不翦除，所以导致了亡国。”齐桓公深受启发，重用鲍叔牙荐举的管仲为相，“九合诸候，一匡天下”，遂成霸业。而晚年任用了易牙、开方、竖刁之类的奸佞，结果导致身死国衰。管仲树立贤人伟业，孔子评价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鉴于此，孔子力主“举贤”。在回答鲁哀公治乱问策时，他说“政在选贤”；在回答仲弓关于为政之要时，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在谈大同理想时，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他所提出的可致“无敌于天下”的五项国策中，第一项即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荀子也高度推崇“尚贤使能”，将“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列为“王者之政”。荀子还讲：“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墨子曾经系统论述“尚贤”的思想。墨子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尚贤者，政之本也”。他强调“贤”是选官的唯一标准，其他如身份、地位、职业等等社会因素都不可影响人才的使用。“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任贤的标准有三条，凡“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就要量才而任用，量功而分禄。
法家选官突出“能”而重“事功”。李悝提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申不害提出“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商鞅提出“国以功授官与爵”，韩非子提出“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这些思想都属于任贤范畴。
任贤思想，强烈地冲击腐败的世卿世禄制度，推出了一批批崛起自社会各阶层的士官将相，推动了由分裂走向一统的历史进程，并最终将任贤思想制度化。汉武帝建立察举征辟制度，就是选贤的一种制度化。董仲舒说：“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隋唐兴起科举制，进一步将选官制度与教育制度结合了起来，任贤使能成为国家意志。史载唐太宗为网尽天下贤人欣欣然，“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科举制度的廉政意义就在于把民间贤俊选拔到官僚集团内来，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腐败发生。唐宋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地道的“士人政府”，形成了“道统”对政统的完善与制衡。以范仲淹为例，朱熹曾高度评价其从政意义，他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今人余英时也认为，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典范，代表北宋以来士阶层的共识，这就是“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由此说明，宋代以降，“‘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识”。
士人代表文化的力量，文化蕴含着道德和智识的力量。有宋开始，选贤任能更加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司马光进行了透辟的阐述。“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论述影响深远。
康熙曾经感言道：“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凡才长者，虽能济世，亦能败俭。若德器醇朴，必不至于荡轶准绳之外。”道德是内心的法则、自律的防线，道德高尚，必至清廉。
四、古代的吏治思想
官吏是执掌权力的管理集团，是腐败易发常发之处，所以，治国必先治吏。
尧舜之时就注意对官吏严加考课，严明赏罚。“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尧之“鞭作官刑”，舜之“流刑”，都是用来惩戒犯错误官吏的。商朝“制官刑，儆于有位”，惩治官吏“三风十愆”腐败行为。盘庚也曾告诫群臣，不要斤斤计较升官发财，而要专心关注民生和教化。西周“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标准是“六廉”，奖惩的方式有爵、禄、予、置、生、夺、废、诛等。周朝制《吕刑》，判定罪与罚有“五刑”、“五罚”、“五过”、“五疵”的等级 。
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逐步被官僚制所取代。君主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统治，首先是对官吏的治理，其次才是对民众的治理，因而“明主治吏不治民”。管仲相齐，提出“治官化民，其要在上”，主张“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为此。管仲提出“二察”（乡里察举、君主察问）、“三审”（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四慎”（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的考察任用官吏的准则。魏国的李俚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其中《杂律》中有相当比重的关于吏治的条款：“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秦国的商鞅重治吏，“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韩非子将治理官吏的思想系统化：一是依法治吏，“循法而治”；二是不可使大臣权势太大，“渐更以离通比”；三是坚持以贤能为用人的标准，“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四是进行经常的考核，“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五是不可偏听偏信，要“决诚以参，听无门户”；六是提倡廉耻，“立廉耻，以厉下”，“以精洁固身”。
秦朝颁有《为吏之道》，涉及治国、理政、安民、趋利、远祸等方面。例如，为政品质要求有“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谶（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官员行为有五善五失，“五善”指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五失”指奢侈超过限度，妄自尊大，擅自决断，犯上弗知害，轻士人而重钱财；凡官吏能做到五善，则给予奖赏；反之，有五失者则受到处罚，直至“身及于死”。
汉朝治国重治吏，首先要求官员惜民力、勤治事、尚节俭。西汉文帝提出，“廉吏，民之表也”，官吏不得大吃大喝，否则“以饮食免”。汉景帝时，禁止官吏利用职权参与经济活动和受贿，“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汉元帝时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到了东汉，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汉朝治吏，形成循吏传统，“政优则增秩赐金，绩负则论输左校。选任之道，皇汉其优”。特别是汉宣帝为政，尤其以治吏为根。“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地方官吏“所居民富，所去民思” 。
西汉察举制极有利于选拔民间孝廉为官，但到东汉末年滋生了私门请谒求荐现象。九品中正制实行后，谒送之风更加严重，加速了官吏贪污贿赂。为了遏制此风，魏晋南北朝法典增设《请赇》篇，专司贪污与受贿的惩处。但是，这样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没有执行下去。
积习难返，延至隋朝。“隋政不纲，彝伦斯紊。天子事巡游而务征伐，具僚逞侧媚而窃恩权。是时朝廷无正人，方岳无廉吏。跨州连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怀黄，悉奋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因之，唐朝重典治吏。官吏分等次考课，凡属“居官饰诈”、“贪浊有状”者必得罢官惩处。《唐六典》规范了政务活动。《唐律疏议》以严刑峻法惩治官吏贪赃枉法。受赃枉法、受赃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强盗、窃盗、坐赃，“六赃”必办。
宋代文官治国，考课官员定有“四善三最”标准，依次奖罚。“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宋设武德司（皇城司），专司官僚贪腐罪罚。宋朝还推行高俸禄以养廉的方法，“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其消极的结果是文官厚禄、冗官泛滥、武备不足，最终成为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朝擢拔“吏员”，“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次计月日多者为优”，兼以“五事”考绩。然而，重吏员轻儒生，“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官僚整体素质走低，腐败衰亡在所难免。
明代官僚管理素称严酷，先评定“三等”（称职、平常、不称职），再稽查“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凡被列入八法之中的，就要降级或罢免，有的终身不再被录用。朱元璋明刑弼教，律己示范，尤其是酷刑惩腐，“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于是，“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清初考课官僚实行“四格”（才、守、政、年）和“八法”制，嘉庆以后课以“四格”、“六法”（不谨、罢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如果官员贪、酷，将革职拿问，永不叙用。清朝初期几个皇帝励精图治，宽以养民，严以治吏，渐进盛世。乾隆中期以后，官员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墨吏不乏其人，贪墨日甚，终成积重，下启19世纪的鸦片战争败局。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之臣奋起救赎，释放了传统文化的教化之功。然无力回天，终是专制腐败的恶果。
五、古代的法治思想
在传统文化意义上，中国古代治理方法分德治、礼治和法治。但它们都属于人治，即强调官员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依规则（包括基本道德规范、礼、法）而治。这些规则就是治理民众的法。所以，明法之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准则之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儒家治国出发点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但是德与礼往往通过法律制度来落实，所谓“经有正义，律有明刑”，“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度则悖”。因此，儒家讲德治礼治，但不反对法（刑）治。管仲相齐，提出治国“三本、四固、五经”，既重视道德教化，又重视法制建设。“法律政令者，吏民规距绳墨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管子还提出执法要公平的“一刑”主张：“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孟子认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呼吁弘扬“先王之法”。荀子推崇规范之治，主张隆礼重法，“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
法家从根本上崇尚法治。商鞅认为，法度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柱石，是治国的根本。“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他也主张公平执法，“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韩非子认为，以法治国治吏是最有效、最周全的治国之策。“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家的“义”就是大经大法。早期社会一人一义，因而相争。后来选君，君有一统天下之义的责任，此“一统天下之义”者，实为制定与遵守法律之谓也。
明法治国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但是，对法度成分理解的不同、实践程度的不同，形成明显派别之分。儒家更重视道德和礼治的内在规定作用，法家更重视刑罚的震慑制御作用。例如，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政令来规范，以刑罚来整治，以德来引导，这样的观点为后世儒家治国思想发展开辟了方向。至南宋朱熹将这种观点讲到透彻的程度：“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使民日迁善而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持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战国末期，秦国统一中国。“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秦朝灭亡后，汉初推崇黄老无为之治，实际上是遵守习惯法休养生息。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主流地位，德主刑辅成了主导的政治思想。魏晋南北朝，重视法制建设的思想一度上升。三国政论家桓范强调刑与德不能偏废，提出：“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西晋傅玄提出治国应当赏罚分明，威德相济，并强调了赏罚的公平公正性。东晋思想家葛洪提出：“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魏晋统治也注重修订法律，加强治理。《北齐律》就制定了“重罪十条”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隋朝重新建立统一政权，着手加强法制，修《开皇律》，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改为“十恶之条”，大力加以贯彻，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唐朝统治者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主张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法律的制定“一准乎礼”，礼的基本原则直接入律，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在制定法律方面，约法省刑，“务在宽简”。在执法方面，坚决严明，“一断以律”，“按举不法，震肃权豪”。
宋朝文治，虚外实内，增官加俸，造成冗官多、贪墨盛、国防弱的局面，结果被元朝取代。明代推行重典治世，尤其是对直接危害统治秩序的重罪加重处罚，而对违反礼教秩序的犯罪处罚较轻。清初统治者把法制建设作为“保邦致治”之本，“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维护满清统治集团特权，严惩叛逆，大兴文字狱，加强皇权专制。
明法治国根本在于加强统治，它的廉政意义在于，通过比较公正地执法，能够维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并对于统治集团的腐败进行制约和遏制。具体表现在：一是，限制皇权。为维护形式化法律权威，皇帝的特旨不得作法引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帝王任意破坏常典法律。例如，《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下》之“断罪引律令”条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以为律。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二是，制约官僚权力。作为稳定的规范，法度是历史的产物和文化的产物，具有延续性和独立性，需要援例执行，一断于法，所谓“法不阿贵，强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种公平正义尽管具有虚伪性，但无疑是制约统治集团、防治权力腐败的重要力量。三是，公正执法，既是示范，也是警示。例如，包拯毕生“以法律提衡天下”，“清廉严毅，不畏权贵”，其形象长期受到民众尊敬和称赞，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清代李鸿章在《重修包孝肃祠》一文中曾感慨道：“若公清风介节，并世已奉之如神明，其精神气象，至今尚彷绋于村氓野老妇人孺子之口，是固无往而不在。”包公形象和精神无疑蕴含反腐倡廉的重大力量。
六、古代的勤政思想
中国古代是一个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勤于治业是最基本的品德要求，所谓“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官吏为民师表，应该是勤政的模范。
文献记载，舜曾教导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伯益也告诫禹“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周公旦也曾训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执政不能贪图享乐，而要“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从社会主体论的层面深刻提出要勤政为民、忠于职守。勤政由此被赋予民本的终极关怀，也成为官员应该养成的道德操守。当时随国的季梁指出，“夫民，神之主也”，君主和官员不可以荒废民利而“逞欲”，要虔诚地履行“忠于民而信于神”的治道。孔子论治国，把敬业惠民列入首要。所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此应该“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勤奋治业是秦国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秦穆公时期，招贤纳士、开疆拓土，发展农业，君臣上下励精图治，夙夜匪解，遂成为春秋五霸，打下秦崛起的根基。后来，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图强，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过秦论》：“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勤勉理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所谓“朝夕不懈”、“莫敢怠荒”。秦国官吏历来有勤政之风，荀子就曾称赞秦官吏的勤政传统，“及（秦）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梏，古之吏也”。
西汉休养生息，兴行黄老无为之学。淮南王刘安讽喻应顺自然之理而治，不可宽纵奢乐，恣意懈怠，“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汉朝中期以后，渐生怠惰政风，官僚“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于是，朱云折槛庭谏，朱博提出加强职责考核，“分职授政，以考功效”。后来，东汉王符也提出，“群僚师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职，以责其效”，以保证官吏“奉遵礼法，竭精思职，推诚辅君，效功百姓”。
“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惰。”诸葛亮考课官吏，“五事五苦”，迁善黜恶，以资勤政。诸葛亮本身也是勤政的典型。“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唐之时，魏征与李世民有个对话。魏征说：“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於尧、舜；后及追求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於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越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唐玄宗李隆基恰验证了魏征这番话深意。玄宗初登帝位时，励精求治，创造了“开元盛世”。但是，玄宗后来自以为天下太平，变得骄傲怠惰，沉溺享乐，结果酿成“安史之乱”，盛唐转入衰世。
宋代吕本中做过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主编《官箴》一部，首页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康熙对此箴赞赏有加，从中录出“清、慎、勤”三字，欣然御书，然后下发各州县，刻于匾额，高悬大堂之上，诫勉官吏恪尽职守。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曾官至户部尚书，以四事自勉，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他尤以“莅事以勤”警戒自己。他在《渝州县官僚》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辜朝寄，而下负民望乎。”
元朝徐元瑞编著《吏学指南》，提出为官三尚“廉”、“勤”、“能”。所谓尚勤，“谓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谨匪懈；呈押文字，发遣公事，务为敏速，耻犯稽迟；躬操笔砚，不仰小吏，手阅簿书，不辞劳役”。
明朝留有一部佚名编著的《初仕要览》，其中说：“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何谓勤，清代刚毅解释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清代名臣曾国藩说得更具体：“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境，屈身经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号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累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
曾国藩是对勤政论述最多、践行最好的政治家，他把勤上升为历史政治经验加以论说，并以此告诫后代子孙。“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七、古代的节俭思想
“好廉自克曰节”，经济与消费上的节俭与人格修养方面的节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条法则，古人多所论及。
相传虞舜曾告诫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素有“中华第一相”之称的管仲崇尚简朴治国，他说：“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在思想界，道家、儒家都把节俭作为理想人格的要素。老子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他认为，节俭自持，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条件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讲究礼仪，但是强调以节俭为本，“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荀子主张礼治，但是认为“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墨家更进一步地提出为人为政都要节用。“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俭是圣王治理天下的方式，“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还提出了适度消费的理念，倡导在衣食住行中加以贯彻。“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尚节制，对后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庄子称墨子“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近人梁启超说：“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在消费观念却一致“尚俭”。秦亡汉兴，力崇节俭。“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汉初节俭戒奢形成一代风尚，既有利于恢复生产、富国强兵，又极大地带动了廉政建设，迎来了“文景之治”。“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
文景之治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至武帝时国力鼎盛，社会消费意识大大增强，奢侈消费现象开始出现了。“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崇奢”之风愈演愈烈，“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也。故国有严急之征，即生散不足之疾矣”。东汉末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潮兴盛起来，西晋鲁褒著《钱神论》曰：“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铜钱成为当世神宝、神物，“亲爱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有钱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在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支配下，统治集团腐败到了极点。“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
于是，一些清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痛斥穷奢极欲，呼吁勤俭节约。诸葛亮留下《诫子书》，勉人自修：“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傅玄著《曲制》篇，醒人图治：“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论之好奢而不足者，岂非天下之大祸邪？”
隋朝统一国家后，文帝力除侈靡之风，“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而隋炀帝却穷侈极欲，致使亡国。“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唐朝统治者识鉴节俭，创业兴邦。而唐朝中后期又奢侈堕落下去。讴歌节俭、劝诫奢侈于是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杜甫《往在》里说：“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白居易《天平乐词》有：“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李商隐更是总结道：“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前代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宋太祖赵匡胤又兴节俭，治家治国俱严。史载：“帝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史家评论说：“创业之君，后世所奉以为轨范也。官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刑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失于千万里者为甚远，可不谨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司马光作《训俭示康》，论及节俭的廉政意义。他说：“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大抵尝历艰难，便自然节俭；稍习富贵，便自然奢华。”在明清时代，洪武、康熙、雍正等都崇尚节俭治国。其中康熙把节俭戒奢视为帝王政治的要务：“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 “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若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若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者。”这里，康熙把“惟俭可以助廉”的道理讲明白了。
八、古代的教化思想
中国古代教化之治，源远流长。溯及西周时代，天子建立“辟雍”、各诸侯国设立“泮宫”实施教化民众之职，尤其是培养贵族子弟成为未来的管理者。《周礼·地官司徒》规定大司徒的主要职责是“率其属以掌邦教”。
春秋时期，教化思想深化到从人性论上找根据。管子提出人性趋利避害，“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及于禽兽。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因此，“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教训成俗”依靠教化之功，所谓“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要人向善，则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于官僚贵族，孔子认为要在教化中起表率作用，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此，一要志于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二要见贤思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孟子认为，人性中有“善端”，要“以善养人”，管理国家则要“以德服人”。为此，君主要怀仁正己，内圣外王。官僚们则要“厚乎责己”，养心寡欲。
荀子主张“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提出通过教化和礼治，使人“反于性而悖于情”，“化性而起伪”。其中君仪民景、贤吏导民、师法导善，通过君吏师隆礼崇德可以完善治理。官吏的角色则是要“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
韩非不同意儒家的道德教化主张，他指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由此，韩非提出了法治教化的立国理念：“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秦亡汉兴，陆贾提醒刘邦：“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因此，要“怀德”而治。贾谊随后提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贾谊认为君主要发挥教导作用，官吏则要做楷模。“君之为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吏之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董仲舒继之，认为帝王的职责就是要“承天意，以成民之性”，在此基础上，“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从此，确定了教化与吏治相结合的制度化走势。
魏晋重玄学，轻名教礼法，于是世风“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贵族官僚“立言藉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隋朝建立后，重振儒学，兴科举取士制度，使教化之功融入吏治。由此，兴起了中国长达1300年的教化政治，“学而优则仕”，“五尺之童，耻不言文墨焉。”
唐朝社会思潮交融多样，但都倡导教化。从唐朝中期到北宋中期，孕育了后世所称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注重内省修养德性，又不乏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士人具有强烈的钟毓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教化既对官吏、又对民众，是一个双重治理方式，对于形成清正廉洁的官僚群体和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具有双重功用。试举王阳明一例。王阳明为一代心学大师，“随物而格致良知”，而其在江西为官，十分留意教化，致使人们“朝夕聚合，考德问业”。
不少英明帝王更是孜孜于教化，渴求官廉风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廉政教化思想。隋文帝注意示范教育。岐州刺史梁彦光“甚有惠政，嘉禾连理，出于州境”，他曾下诏表彰曰：“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彦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下。三载之后，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可赐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伞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
“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唐太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注重身教。他对身边大臣讲：“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唐太宗提倡节俭，从禁止修建宫殿为先例，要求“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尚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北宋太宗注重对官僚进行诫勉教育。鉴于前朝后蜀政治腐败的历史教训，宋太宗亲书后蜀君主孟昶《颁令箴》的四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赐给州县官员勒石警戒，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戒石铭》。
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学校教育。他说：“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山东日照知县马亮工于督运，漠视课农办学，朱元璋罢了他的官并斥责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源，此为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舍本务末，失职甚矣。”朱元璋还重视对在任的官吏进行廉政训诫，谆谆告诫他们要“简徭省费”，“劝孝励忠”，力争做一名“循吏”，万不可“渔民以自利”。
康熙注重移风易俗。他说：“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他颁发《御制学校论》、《御制训饬士子文》，强调要“防其放僻邪侈之心”，杜绝“蜚语流言挟制官长”、“隐粮包讼出入公门”、“唆拨奸猾欺孤凌弱”、“招呼朋类结社邀盟”等“名教不容、乡党弗齿”的丑恶现象。他还认为，“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人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着力进行整治。
乾隆运用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廉政教育。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决口。他下令严查治河巨款使用情况，将事故主要责任者在灾区斩首示众，其他治河官员也被革职治罪。并勒令历任治河官员一年之内，将亏空的10万多两银子如数补齐，否则斩首。百官震恐，民心抚慰，起到了很好的廉政教育功能。
中国古代历朝都奖掖清廉，为廉吏树碑立传，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二十四史之中就有《循吏传》、《良吏传》、《良能传》。宋人费枢还撰《廉吏传》，明代还有《彰善录》、《圣政记》。让历史讴歌廉洁，使廉吏青史留名，对本人是极大的褒奖，又为百官树立效法的榜样，实在是很好的教化。
晚清时期，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未曾有的大变局。思想家、政治家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创新文化，探求革新政治的新思路。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由此发轫，那么，晚清时代则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扬弃”，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向近代转型。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的廉政思想具有传统士大夫特色，但是，他们认识到必须“更法”。例如，龚自珍对僵化官制、“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政体的批判，对不拘一格降人才和经世致用学风的呼唤，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廉政思想方面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余辉灿烂的光芒，并以身作则把传统廉政理念践行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们固守旧道德、旧礼教，不肯做半点修正，竭诚于没落朝廷，有负于时代精神。例如，曾国藩秉承“始于修身，终于济世”人生信条，一生战战兢兢，躬身自省，克己复礼，防微杜渐，循规蹈矩，几近圣人。《清史稿》主修赵尔巽称其“以忠诚倡天下”，“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其结果，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只是形成了传统政文化迈入近代门槛时的一抹落日返照，实在不足以光炳民族复兴前程。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揭纛变法。他们从中西“政教之异”的剖析直捣旧体制的病灶，亮出了变革政体的主张，还进行了初步的国民性批判。例如，梁启超指出，长于私德修养，欠缺公德公利之心，对公务漠不关心，致使少数人的腐败才得以肆意妄行，政治文明难以进展。中国人把科学看低了，把科学看呆了，缺乏求真、求系统、求实证的知识与方法，结果形成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的思想病症，难以开展健康的公共政治生活。为此，在文化上进行矫正，才是根除腐败的根本之策。换言之，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要汲取，而包含诱发腐败的成分必须剔除。
邹容、陈天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他们鲜明地提出，改革晚清腐败政治只有进行革命。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说：“做官的只晓得贪财爱宝，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想科名，其余一切的事情都不管。上中下等的人，天良丧尽，廉耻全无……大家若不从此另换心肠，痛加改悔，恐怕不要洋人来灭，也要自己灭种了。”作为一位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认识到中国腐败衰弱是全社会性的，逻辑结论必然是，不仅要进行制度变革，而且要进行文化变革。
黄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之一。他既献身革命，又淡薄名利、严于律己，极富人格魅力。他说：“非有高尚之学术、卓越之精神、优美之道德，不足以竟全功而巩固新国。”他言行如一，鞠躬尽瘁，勤政廉政，树立了一个近代民主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充分表明古代廉政思想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和革命的先行者。他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根源于一点，“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也就是政治腐败，而救治腐败只有政治的、社会的革命一途。因此，孙中山反腐倡廉的思想与根本措施在于建立新制度，具体的就是“权能分治”、“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新制度，主张政府权力来自国民授予，人民通过宪法，把各种治权分别授予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分立制衡的国家机关行使；国民则保留“民权”，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来控制和指挥“治权”的行使，由此促使这些行使治权的主体，兢兢业业为国民服务，做好国民的公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皇权、官僚思想，把古代民本理念提升到了近代民主精神层面，为资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政治方向，并且把建设廉洁政治思想推向了中国近代的最高峰。（李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