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顽疾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它标志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在经历秦末的动荡之后初步巩固。植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贪污腐败也在封建“盛世”的阴影下萌生滋长，说明贪污腐败是封建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顽疾，主要表现为：

　　第一，君权神授。西汉初年，社会上出现一个“造神运动”，说刘邦是他母亲与神龙感应而生的龙子，身上的黑痣都与天上的星宿相应，是在芒砀山斩杀“白帝子”的“赤帝子”。以后历代皇帝和想当皇帝的都要效仿，鼓动一个类似的造神运动，以证明自己当皇帝是“天意”，为皇帝专制找到最基本的“理由”。

　　第二，“天下”是皇帝的私产。黄袍加身的刘邦对他父亲说：“以前你总说我不务正业，没有老二有出息，如今你看谁置的产业多？”以此类推，诸侯王以领地为私产，各级官僚以自己的辖区及职权范围为私产，“理所当然”地尽情挥霍，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之君，算命的说他的宠臣邓通“当贫饿死”，他就封给邓通一座铜矿，并赐予邓通铸造钱币的特权。

　　第三，在某种条件下鼓励贪污。辅助刘邦打天下的头号功臣萧何，以贱价强买百姓田宅，达数千家，这些人拦住皇帝车驾告御状，刘邦将诉状交给萧何，笑着说：“君自谢民。”因为萧何只有这样“自毁形象”才能证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让刘邦放心。不久，萧何请刘邦将皇家园苑中的荒地交农民垦殖，刘邦大怒，将萧何投入监狱，因为他怀疑萧何将皇帝的财产做人情，收揽民心。（《汉书·萧何传》）这说明只要对专制集权“有利”，专制君主就会有条件地鼓励贪污腐败。

　　第四，权钱交易盛行。丞相陈平送500金给太尉周勃，结盟反对吕氏当权。又让陆贾以“奴婢百人、车马五百乘、钱五百万”贿赂朝廷大臣，为发动政变扫清道路。政变成功，尽杀吕党，但是吕后亲信审食其重金贿赂了朱建等大臣保住了官职和爵位。淮南王刘长气愤不过，自己动手杀了审食其。

　　第五，追求享受，讲究排场。叔孙通率领百余弟子，为刘邦设计了豪华隆重的朝会礼仪，刘邦大喜，说“今天我才享受到当皇帝的尊贵”。景帝的儿子中山王刘胜说：“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奢侈享受是“理所当然”，排场形式是“身份”“级别”的标志。上行下效，酿成社会淫靡之风。

　　第六，“事死如事生”。西汉皇帝往往即位第二年即着手营造陵墓，所需资财相当于一年租赋的三分之一。墓穴造得如地下宫殿，地面还有豪华的祭祀殿堂。殉葬品要比照死者生前的享受，从数以千计的兵马俑到精美的铜漆器应有尽有。一座皇帝陵的看守、洒扫、祭祀的人员即数以千计，还从各地迁来富豪，建成护陵的“陵县”。这种风气蔓延到民间，“送死过度”（《汉书·地理志》），迅速成为大江南北的陋俗。

　　西汉前期诸帝，特别是汉文帝，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但是在统治者提倡节俭的同时，腐败也在滋生蔓延，这充分说明贪污腐败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是其与生俱来的顽疾。汉文帝对于贪污的态度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问题。他颁布过法令，“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处死刑。不过要注意，汉代“县官，谓天子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司马贞索隐），也就是说侵占天子利益的官吏才是贪污之吏。同一时期，齐太仓令淳于意“齐地皆称其廉平”，只因有人告他“有罪”，就被捕了。西汉初“犯禁”叫做“罪”，禁就是君主的意志与利益。淳于意侵犯了皇亲利益，即使老百姓公认他“廉平”，也是“有罪”。所以，封建君主专制只保护皇帝的利益，贪污占有广大民众的利益并不“犯禁”。

　　《淮南子》评当时的贪污腐败

　　公元前154年，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约在此后，刘安开始编写《淮南子》，到前140年，武帝建元元年，他将《内篇》（后世称《淮南子》）献给皇帝。《淮南子》所涉及的史实，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其中关于贪腐的评论，可以领会到刘安的见识高出当时学界一筹，闪耀着天才的光芒，应予很好的研究。

　　《淮南子》最早提出“贪污”这个概念。“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贪污之心奚由生哉？”（《淮南子·俶真训》，以下引文，都只引篇目）占有不该占有的叫贪，不正当的行为叫污，《淮南子》第一次将两者联成为一个词：“贪污”。“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道应训》）刘安认为天下贪污之心最重的是国君。

　　国君与贵族的贪污导致“流遁”。“流遁”就是追求享乐，奢侈淫靡。“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它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表现如下：

　　第一，木。大兴土木，建造楼堂馆所，雕梁画栋，极尽豪华。

　　第二，水。凿池塘，开溪流，种莲芡，养鱼鳖，乘龙舟游弋。

　　第三，土。筑城楼，建堡垒，堆假山，花园广而美，走廊过道相连。

　　第四，金。铸重鼎，镂苍龙飞舞，镌猛虎长啸，犀兕卧伏，寒光眩目。

　　第五，火。煎熬烧烤，吃尽楚地咸辣，吴地酸甜，焚林冶炼，违背天时，破坏自然。

　　木水土金火为“五行”，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它的有序运动承载自然与社会的平衡与和谐，“流遁”将它们一一破坏，“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以上均见《本经训》）追求享受，奢侈淫靡可以亡国！两千多年后，这句话仍如警钟长鸣。

　　“流遁”造成社会上“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齐俗训》）表里不一，哗众取宠，形式掩盖了真情，伤风败俗。“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本经训》）放纵欲望，不讲礼义，无视法制，互相猜忌，整个社会充满了戾气。长此以往，“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齐俗训》）

　　刘安的天才，在于他在西汉前期兴旺发达的盛世，能看到它阴影下的“流遁”，并且批判得淋漓尽致，深刻地揭示其危害，两千多年后还值得借鉴。

　　《史记》曲笔写司法腐败

　　二十四史中，《史记》首先撰有《循吏列传》，此后所有正史，都有循吏传或良吏传，没有其他称呼。司马迁为“循吏”作过界说，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即忠实遵循专制君主制订的法与理，与百姓的利弊与喜恶无关。《史记·循吏列传》所收五人，都是春秋时人，其中孙叔敖，《淮南子》有五处涉及，但两者所述孙叔敖有很大不同。《淮南子》中的孙叔敖淡泊权位，廉洁亲民，与西汉前期的“流遁”相对照，直指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近似后代的廉吏“清官”。《史记》中的孙叔敖善于顺应君主意志，“施教导民。”东汉开始有“清白吏”之称，指廉洁公正的官吏；金宋时才在文艺作品中出现“清官”的称号与形象，指廉洁自律，能伸张正义，爱民惩恶的官吏，“包公”是其代表。“循吏”是官方色彩较浓的称呼，它与“清官”有某些联系，但有区别。

　　刘安比司马迁早生约40年，他生于帝王家，却长期被边缘化，饱受嫌疑，“怨入骨髓”（《汉书·荆燕吴传》）。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因李陵案讲了点实在话而被施以宫刑，满怀幽怨而不愿“论列是非”（《报任少卿书》）。他在《循吏列传》中尽收春秋人物5人，稍靠后面（只隔一篇）的《酷吏列传》却尽收西汉前期酷吏10人。其中如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根据自己的喜恶执法。再如张汤，“所治即上（皇帝）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俱见《史记·酷吏列传》）执法全靠揣摩皇帝意旨，看皇帝脸色行事。司马迁将《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并列，让读者从中自己去领会西汉前期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司法腐败。他与刘安都是当代人论当代的贪污腐败。鲁迅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点都不虚传。司马迁的苦衷，只有鲁迅这样的大家，才能一语中的。（姚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