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位十三年，每天批阅的奏摺，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有的批语比奏摺本身还长。他要求臣下，上递奏摺务必“屏弃虚文，敦尚实政”。他直截了当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表明他对官场虚伪欺诈腐败风气的深恶痛绝。

　　惯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总想方设法巴结讨好皇上，但是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碰一鼻子灰。山东衮州知府吴关杰接雍正一道谕旨，始则“悬挂堂中”，继则刊于厅堂，“时凛天颜于咫尺，勿忘圣训于须臾”，并奏请雍正下令各省文武官员，大小衙门一律刊刻谕旨。面对此种溜须拍马，雍正泼以一瓢冷水：“汝本非超群之才，料理好分内之事即可”，“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为杜绝官员好名恶习，雍正严禁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及建祠立碑：“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

　　巧于仕宦的官员，常常能通过弄虚作假、吹牛拍马、阿谀奉迎，获得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而捞取好处与实惠，但是这种做法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接得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是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的。年希尧上摺奏谢：“皇上所颁谕旨，不独周详备至，亦且料事如神。”雍正阅后批示：“如此套语有何作用！何曾有你一句心里之言？”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上摺称颂雍正“皇恩浩荡”，雍正痛加训斥：“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

　　为了讨好皇上，一些官员竟然自称“庸陋”、“愚昧”，以降低、作贱自己来表示臣下的谦恭，可是在雍正看来，此系虚伪不实、诿过卸责之空文。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安徽巡抚徐本在一封奏摺上称：“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旁加红杠，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位叫刘应鼎的大臣，升任四川布政使后上摺谢恩，称自己“性情愚昧、识见短浅”，雍正毫不客气批道：“如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

　　迎合圣上之另一巧妙花样，是借好年景以称颂皇上的“圣德”。对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失实奏摺，雍正每每能透过那些夸夸其谈的游戏文字，看出水分、发现问题。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四月，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八百里秦川“雨顺风调”，称：“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以朱笔在“洪福”旁打一红杠，批示道：“仰赖洪福，此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经说得口乾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

　　对于笼统、含糊的奏章，雍正严格把关，一件也不放过。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五月，江西巡抚谢旻奏报两个摺子，一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此摺子内容显然前后矛盾，没有奏报真实情况。雍正反覆阅、作出批覆：“既然雨水充足，麦收何以减少？两者必有一处不实。?据实明白回奏。”

　　弄虚作假、阿谀逢迎，投合君王好大喜功心理，常能获得皇上的赏识、重用，但是此种做法遇上雍正却是毫无作用的。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河南蝗灾严重，灭蝗工作刚一开始，巡抚石文焯即向雍正奏报：“全省各州县蝗虫业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接此奏摺十分谨慎，查明真相后斥责石文焯谎报：“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被下属欺骗了。”石文焯调任甘肃巡抚后，老毛病不改。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夏，甘肃大旱，七月才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即奏报雍正：“皇上敬天爱民，已是丰收在望。”雍正阅罢，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之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雍正希望臣子们的奏摺，既要报喜，亦要报忧，不能报喜不报忧，以喜掩忧。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五月，署理川陕军政事务的总督岳钟琪自西宁起程前往平凉，见沿途少雨、土地龟裂，如实奏报雍正，雍正夸赞：“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岳钟琪又综合川陕乱摊派三十多项，向雍正奏报，雍正欣赏岳钟琪敢报忧、不护短的赤胆忠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

　　御史李元直敢讲真话，雍正对他十分赏识。李元直在一摺子上呈：“如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认为不可以，没一个敢说可以。此种陋习，中央六部，随在可见。讲真话须有胆量，而听的人则须有度量与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所言切中肯綮，诏他进宫面谈半日，以岭南鲜荔枝招待他，要他坚持说真话，“尽言毋惧”。

　　雍正没有像他父亲康熙、儿子乾隆那样北狩南巡。他在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了十三年。生活枯燥、单调、乏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五十八岁即去世，可说是累死的。他的勤政，不仅在清朝十二帝中，就是在中国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十分突出的。清史专家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