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对事业和工作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反映在肃反工作上，保护了许多同志。1933年，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

　　当时在敌后万泰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为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据理力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8年2月，任弼时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他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上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之后，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当时共产国际的有些领导人，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王明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为了改变这种错误的印象，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立即写了一个报告，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他在报告中特别说到，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因此，他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由于任弼时同稍后到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共产国际作了大量的说明，使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转变了对中国党内情况的看法。1940年初，当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座谈一次时，任弼时又请周恩来谈王明回国后的情况。在这次座谈中，季米特洛夫也谈了他对王明的看法，认为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并且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同年七八月，党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从此，他成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整风运动开始后，曾发现有少数阶级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为纯洁干部队伍，党中央于1943年3月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