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大头兵 供图

　　■中国古代官场，历来不缺能官，缺的恰恰是能共事合作的官员，这也是历来主政高层常常提醒的“团结”问题。与“团结”对立的表现不一定是分裂，但有比分裂更为可怕的形式，即政见之争。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政见之争往往掩盖了内在的腐败。

　　■毛泽东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但不管是哪种民主，都必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亦即集体领导，因此群众路线还能有效地化解政见之争。他形象地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习近平更是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的时候，就不会出李、左那样的政见之争；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到位的地方，就不会出现权力腐败。

　　政见之争，各争其势

　　晚清有两个靠军功晋身的政坛巨擘，一是李鸿章，一是左宗棠。这两个人一度是晚清大局的支撑者，朝廷上商议军国大事往往都先要征求这二位的意见。当曾国藩在世时，二人相安无事，曾国藩一去世，二人的“政见之争”就开始了。

　　过去多数学者都研究过李左之间的异同，要么得出湘淮两系的派系斗争，要么得出爱国与卖国的分野，读者自有评说。两人相争，一开始是意气之争，互不相能，左瞧不起李，李也看不起左这个“破天荒相公”——此时之争止于才；后来曾国藩同时保举二人一为浙江巡抚、一为江苏巡抚，左很快获批，而李却迟迟未准，自此李心中怏怏不服——此时之争始于功；再后来，因著名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二人的政见之争浮于水面，弄得举世皆知——此时之争在于势。

　　时过境迁，再来评价“塞防”与“海防”之争孰是孰非，已属事后诸葛亮，我们需要讨论的应当是为何会有这种政见之争。本来李左二人，一驻东南，一在西北，都属于朝廷要害之地，互不干预，塞防重要，还是海防重要，二人心里其实都很清楚。

　　李鸿章主张重海防的背景，是1874年10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台事专约三款》。11月，奕譞提出购买铁甲舰等，着力筹备海防。因参与台湾之役颇得朝野舆论好评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复陈海防疏》中推李鸿章为海防统帅。但是1875年4月，左宗棠在上奏中反驳：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

　　显然左宗棠道出了皇帝最担心的隐患，即京师不稳。后世认为左宗棠“理长”，其实长就长在这里，这也是决策者之所以支持左宗棠的说不出口的根本原因。左宗棠筹划塞防，向朝廷申报1000万两军费。当时管财政的沈葆桢见如此庞大的预算，担心误事，经皇帝过问，决定拨500万，借债500万。就是说，此时并无“塞防”“海防”之争。二者之争是在1875年也就是李鸿章提出“海防”之后。

　　问题是，李鸿章提出的预算恰恰也是1000万两。“于练兵制器之同时，应购买铁甲船6只，每只100万两，炮艇10只，以及其他辅助舰艇，连同练兵制器等，共需1000余万两。”

　　这就出现了两个“1000万两”，可朝廷哪来那么多钱呢？李鸿章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近日财用极细，……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

　　这就意味着必得牺牲一个，李鸿章因此要求“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如此一来，左宗棠自然不答应。

　　说白了，钱拨给了谁，谁就能占据天下主导之势。

　　政见之争，搅乱人心

　　这种政见之争，很快就延伸到各个领域。李鸿章则四处发信，授意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等人奏陈西征军应停兵撤饷；当争执失败以后，还力图对左的协饷作釜底抽薪之计，授意督抚拒拨陕甘协饷。左宗棠西征，仅仅2年时间所费军饷就出乎意料，到后来西征军积欠饷项达2600余万两，每年只能发一月满饷。这个时候，塞防之事就更急于海防了，没钱就会出现兵士哗变，因而，李鸿章更急了，“左帅一有催求，羽檄立至，即海防全撤，岂足供此无底欲壑?”由于李鸿章从中作梗，左宗棠拟借洋债1000万两以应急，“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10年划扣归还”。这是李鸿章认为左“渠向不肯服输”的表现，作为左宗棠的好友沈葆桢都上奏反对借贷洋款。李鸿章还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唆使英商拒绝借贷。

　　西征战事尚未结束，二人政见之争由塞防海防转向条约之争。

　　朝廷指派崇厚与沙俄谈判，签订和约。当条约签订后，朝中纷纷指责为卖国条约，要求废约。左宗棠信心满满，主张“分道急进，直取伊犁”。左的这一主战，令李鸿章感到海防军费更加遥遥无期，心中自然不乐，他斥责说中俄交涉节节贻误，甚至破口大骂左“倡率一般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左宗棠当然也不会示弱，他在后来中法战争签订和约之后把李鸿章对他的嘲讽都回敬了过去，“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互相之间攻击谩骂，闹得人心不知所向。

　　甲午战争失败后人们把责任归诸李鸿章，却不知此前的李鸿章要钱有多难，李鸿章命令海军“以保船制敌为要、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这成为后人攻击的李鸿章的罪状，可局外人安知海军船只得来不易？梁启超后来评说：“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

　　掣肘者半，由于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这里面自还包括后来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政见之争”。

　　政见之争直接影响到国力盛衰，假如两人平心静气，妥为商量，求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或许，大局不至于此。

　　政见之争掩盖下的腐败

　　然而，李、左二人的政见之争并不止于此，吵吵嚷嚷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势必牵连到人事布局。如中法战争中，法国提出只有撤换驻法公使曾纪泽方与清廷谈和，李鸿章同意，让自己赏识的李凤苞代之。1884年，左宗棠卸下两江总督之职，曾国荃继任，左宗棠深为不满，上奏批曾国荃不能胜任，提出让曾纪泽出任此职。

　　类似人事问题随处可看出二人各自安置亲信、假公济私的腐败。李鸿章自不待言，正如左宗棠所攻击的那样，“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自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臬司碍难处置”。而左宗棠自己也没有例外，福州船政局在初创时委派员绅“增至百余”，官僚机构庞杂可见。及光绪九年(1883年)，仅勤杂人员竟达88人之多。当时就有人揭露：“局中及各船薪水每月需银万余两，大长虚縻。船政大臣极欲整顿，竟有积重难返之势。”左宗棠创办的另一家企业——甘肃织呢局也“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因管理不善，创办未及三载就因锅炉爆炸而被迫停工，“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左宗棠创办的三个军事工业中最负盛名的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同样全军覆灭，没有达到“制夷”的目的。

　　1881年2月，左宗棠进京，清廷命他入值军机处，在总理衙门行走兼管兵部事务。左宗棠不愿意入值军机处。在军机处上班时，他审阅到李鸿章的《复陈海防事宜疏》，“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则复如此……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这番做派闹得军机处鸡犬不安，以至于是年发生的大事如留美幼童提前归国问题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奕譞只得奏荐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则四处抛撒钉子，为左宗棠任两江制造难题。1882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伊始，即上奏弹劾李鸿章兄弟。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再度入值军机处，中法之事交涉日紧，但是，左宗棠从不与执掌中法交涉全权的李鸿章谈论国家大事与中外交涉，干脆对外显示自己老耄无能。中法和约签订后，李鸿章则让部属攻击弹劾左宗棠手下战将，剥夺他们的兵权，左宗棠则忙于上书替人鸣屈。双方大量的精力就浪费在这种“政见之争”中。

　　政见之争，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有人甚至看作是君子之争，却不知，无论是古之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政争，还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纷争，实质都有如张学良送给蒋介石的挽联所写的那样“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其危害比一般意义上的腐败更厉害，影响也更为长远。它或者会掩盖背后的腐败，或者会造成腐败之漏洞与机会。

　　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民主集中制就很好地体现出了解决因政见之争而导致权力腐败的大智慧。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都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毛泽东所说的“民主集中”既包括了领导机关内部的民主集中，又包括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民主集中。领导机关内部的民主即允许自由的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换言之，在出现政见分歧时，要懂得自以为非，正如曾国藩所言“目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最后集体决策。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民主即走群众路线，他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但不管是哪种民主，都必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亦即集体领导，因此群众路线还能有效地化解政见之争。他形象地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习近平更是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的时候，就不会出李、左那样的政见之争；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到位的地方，就不会出现权力腐败。（刘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