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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肃贪
  •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发布日期:2015-07-10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公元471年,年仅5岁的拓跋宏接受父亲献文帝禅让即位,成为北魏王朝第六位皇帝。孝文帝年幼时,其祖母冯太后称制,改革朝政,推行汉化。孝文帝亲政之后,秉承冯太后执政理念,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严厉惩治贪官污吏,有效遏制当时日益猖獗的贪腐之风,推动了北魏王朝的文明与进步。

  一

  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陷入大动乱,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与汉人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等十六个割据政权,此外,还有仇池、代国、高句丽、冉魏、西燕、吐谷浑、谯蜀、翟魏等。

  五胡十六国,或相互对峙,或兼并重组,兴衰交替,相当繁乱;有的称雄一时,有的昙花一现,终究都是过眼云烟。鲜卑族拓跋氏自漠北兴起,逐渐向南拓展,进而统一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结束了北方诸王国割据纷争的局面。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

  北魏皇室拓跋氏虽然自称为黄帝后裔,其实是一支草原游牧部落,在汉人眼里仍是胡族之一。较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强悍骁勇、善于骑射,这是冷兵器时代的相对优势。鲜卑人依靠强大的武力,平定北方群雄,最终入主中原。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之后,同样面临着如何治理胡汉混杂国家的问题。相对其他胡族而言,拓跋氏更有文化自觉性,他们不仅自称为黄帝后裔,而且主动融入华夏文明。

  自拓跋力微开始,拓跋氏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过程,也是不断汉化的过程。道武帝拓跋珪攻克后燕,进入中原,更加速了汉化。登国十年(395年),拓跋珪大败慕容宝于参合陂,“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396年),建置百官,封拜官爵,重用后燕降人崔逞、高湖、封懿等。明元帝拓跋嗣好览史传,精通汉学,曾下诏求贤,征用有文武才干之士。太武帝拓跋焘时,于平城东建立了太学,祀孔子,以颜渊配祭;拓跋焘还特地征召汉人的世家大族人士担任要职,任命清河崔浩修订典章制度。

  北魏初期虽然有所汉化,但尚未与华夏文明完全接轨,仍旧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带有奴隶制残余与部落文明印记。北魏初年还将大量战俘作为奴婢,分赐百官,供主子役使。尤其在农村,北魏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未能进行有效治理。“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  “魏初,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魏书·食货志》)此外,由于制度不完善,官员大多任性暴虐,贪赃枉法,盘剥民众,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民变事件不时发生。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孝文帝全面推进改革。所谓改革,主要是推行 “汉化运动”,这个汉化运动,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领域。在政治上,主要是改革官制、完善法制、迁都洛阳;在经济上,主要是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及新的租调制;在文化、社会习俗上,主要是推行汉人的礼乐文化,禁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

  二

  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孝文帝强力惩治腐败,肃清吏治。北魏从立国至孝文帝的80多年间,一直没有建立完善的俸禄制度,起初靠战争抢夺财富以分赏官兵。随着中国北方的逐渐统一,战争的逐渐减少,掠夺财富的可能性趋近于零。没有战事,各级官员就变换手法牟利,利用职权搜刮、贪污、经商,贪赃枉法,腐败盛行。

  实际上,献文帝在位时已着手惩治腐败。皇兴四年(470年),献文帝发布诏令,规定官吏受贿羊一头,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参与者以从坐论处。由于贪腐积重难返,加上缺乏正常的俸禄保障,即便严刑峻法,也无法遏制贪腐盛行的势头。当时,给事中张白泽曾向献文帝上奏,提出班禄酬廉的方案。但未能引起献文帝及时重视,加上献文帝过早禅位,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面对愈演愈烈的贪腐态势,孝文帝首先着眼于制度建设,对症下药。太和八年(484年),孝文帝发布诏书,正式实行俸禄制。诏书明确规定了由班禄而增收的赋调定额,固定官司之禄所需的总额,从而减少了官吏从中截留贪污的机会。班行俸禄,让官吏拥有合法的收入保障,使得北魏官吏数十年习惯于掠夺、搜刮、贪腐的行为丧失了正当的理由或借口。所以,当时重臣中书监高闾认为,此举为制止贪腐的根本之策,“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无以自保。”

  朝廷发放俸禄,意味着为官吏的合理需求与正当利益开“绿灯”。与此同时,孝文帝划出一道红线:“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既然开了绿灯,那就禁止闯红灯。“闯红灯”也好,“灯下黑”也好,都必须付出代价。为此,孝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惩治腐败。这一年,孝文帝派遣使者巡视各地,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处死贪官达40余人。

  在反贪问题上,孝文帝态度坚决,毫不含糊。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英雄,只要触犯了“红线”,一律加以惩处。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是孝文帝的亲舅祖,有司奏劾他“受赃狼藉,又以酷暴”,孝文帝在太华殿召集群臣讨论,决定让李洪之在家自裁。皇室成员临淮王拓跋提、章武王拓跋彬、汝阴王拓跋天赐、京兆王拓跋太兴、济阴王拓跋郁、赵郡王拓跋干等人,由于贪墨腐化,先后以“贪纵”、“贪婪”、“贪残”、“聚敛肆情”、“黩货”、“贪淫”等罪被惩处。幽州刺史张赦提,曾是功勋卓著的剿匪英雄,由于纵容妻子受贿,逐渐蜕化为贪官。中散大夫李真香出使幽州,发现张赦提贪赃枉法,随即上奏朝廷。张妻自恃朝中有人,反而进京诬告李真香。事实澄清之后,张赦提被判大辟极刑,孝文帝念他剿寇有功,赐他在家自尽。齐州刺史高遵,性极贪鄙,四处敲诈勒索,亲属倚仗他的权势,横行乡里,争取货利。高遵的罪行被举报到朝廷,他用大量钱财请人出面说情,寄希望于宽大处理,但遭到孝文帝的拒绝,当即被赐死。

  强力反贪,给北魏政治带来了清新的局面。史书称赞孝文帝时代:“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魏书·良吏传序》)事实已然如此,说明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反贪是有效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毅然肇革部落文明的旧轨,对接华夏文明的新轨;反贪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肃明纲纪,完善制度(俸禄制)与法律(北魏律),承认并保障官吏的合法利益,依法惩治贪腐,做到赏罚必行。

  尽管北魏王朝与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一样,最终难逃土崩瓦解的命运,但孝文帝却给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政治文化遗产。可以说,后来隋唐的统一与强盛,直接受益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随着汉化的不断深入,汉人与胡人在血缘与文化上相互交融,渐渐形成关陇贵族集团。关陇贵族成员,“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则为相,出则为将。”(陈寅恪语)他们先后建立了北周、大隋、大唐三个帝国,其中具有鲜卑血统的李氏家族所建立的大唐帝国最为文明富强,谱写了中华文明史上最为恢宏、华贵、强盛的篇章。(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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