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位置:首页>学习园地>史海钩沉

刘禹锡:“功利存乎人民”的中唐“诗豪”

来源:南方日报  发表时间:2020-04-17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喜欢古典诗词的人,对中唐“诗豪”刘禹锡及其作品一定不会陌生。

刘禹锡像。黄津 摄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籍河南洛阳,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是继盛唐之后唐诗又一高峰——“元和诗坛”的杰出代表。“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频遭打压,命途蹇塞,屡屡因诗文获罪,使得“满朝官职独蹉跎”(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官数十年大部分是在迁谪远州、郁悒失志中度过的。但他性格刚毅、超迈,无论流徙何处,均积极履职,或赈饥救灾、免赋减役,或兴教重学、济世安民。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还在多年的基层治理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吏治思想,如“忧国不谋身”“人之道在法制”等。在广东连州,他更是提出了响彻古今的施政箴言——“功利存乎人民”,在当下廉政建设中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推崇法制  奖善惩恶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原籍中原的江南基层官吏家庭,“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夔州谢上表》)。唐代文学家权德舆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回忆,刘禹锡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装束举止“恭敬详雅,异乎其伦”。而据刘禹锡自述,孩童时他曾在诗僧皎然、灵澈吟咏时作陪,“皆曰孺子可教”(《澈上人文集序》)。

贞元九年(793),21岁的刘禹锡第一次参加科举便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随后,他被淮南节度使、史学家、《通典》作者杜佑招至幕中,司掌文书工作。802年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803年迁任监察御史。

刘禹锡的青年时代可谓是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尤为太子侍读王叔文所赏识,“以宰相器待之”(参见《旧唐书》本传)。与安史之乱后的许多文人一样,他盼望着凭一己才干力挽狂澜,扫除弊政,实现国家中兴。在《华山歌》中,他以“五岳”之一的华山自喻,抒发了“丈夫无特达(突出的功业),虽贵犹碌碌”的壮志豪情。

广东省连州市刘禹锡纪念馆内的刘禹锡像。黄津 摄

正在此时,一场激流暗涌、危机四伏的宫廷政变悄然袭来。公元805年,太子李诵正式即位(即唐顺宗)之后,以东宫权臣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改革派发起“永贞革新”,惩办贪官酷吏,抑制藩镇势力,削夺宦官实权。

最终,宦官大臣俱文珍等人密谋逼迫顺宗“禅位”,拥立太子李纯(即后来的唐宪宗),新政仅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宣告失败,革新派遭到大规模的迫害报复。王叔文被诛、王伾病卒,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在内的八位核心参与者,被逐为偏远地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加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在朗州一待就是近十年。囿于身居闲职,他走上了漫长的“穷愁著书”道路,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诗,鞭挞揭露社会黑暗面。这一时期,他主要通过诗文集中阐述其政治理念。

他在《天论》中指出,“人之道在法制”,只有依靠法令才能辟邪扬善。而法令得以实行的基础是保障人民丰衣足食,“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答饶州元使君书》)

在《砥石赋》中,他援引从西周至汉唐的盛衰历史,证明法律乃统治国家、磨砺人才的“砥石”,关乎国运兴废。而中唐面临的宦官干政、藩镇坐大、党争加剧等乱象,无不与法制废弛、是非颠倒相关。

刘禹锡还从“惟变所适”的进化观出发,强调政策的实施必须“宽猛迭用”、因地制宜,根据天时、地域、民情灵活调整。同时,官员还应加强修身,取信于民,为“政之先”;执法公正,为“政之本”。他还提议效仿汉代名臣赵广汉设立“缿筒”(即匿名举报箱),“厚发奸之赏,峻欺下之诛”,鼓励百姓检举贪污不法行为,此为“政之助”。(《答饶州元使君书》)

不谋私利  振兴连州

815年初,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刘禹锡目睹长安玄都观中桃花盛开、游人趋之若鹜的情景,作诗抒怀——“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桃千树”隐喻自己离京十年间因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得势的朝廷新贵,又以“看花诸君子”讽刺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因“语涉讥谤”,他被授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后在裴度及柳宗元等人的说情下,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

连州出版的刘禹锡相关著作。黄津 摄

刘禹锡上任后,尽管对无力分担国事依然深感愤懑、无奈,也曾流露出“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的惆怅之意(《元日感怀》),但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他不仅客观细述了连州地区人文变迁与自然环境,还立誓要像前任贤吏一样,“功利存乎人民”。此外,他又筑“吏隐亭”,在《吏隐亭述》中表达了“不以利禄萦心”的廉洁心声。

在连州的四年多里,刘禹锡深入了解民生疾苦,所作《插田歌》反映了农民遭受的深重压迫,讽刺了卖官鬻爵、贿赂成风等腐败现象。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派人重新疏浚海阳湖,修筑亭台,作“海阳十咏”颂其景致。

工作之余,他与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薛景晦通信交流医药研究经验,受之启发,将多年积累的民间药方整理、集结为《传信方》。这部以“廉(价廉)、验(有效)、便(易得)”为特色的医书,后被《本草纲目》等医籍引用,不仅惠及岭南地区人民,有的药方还传到了日本、朝鲜。

隋唐时期,连州就已成为汉、瑶两族杂居之处。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诗作,生动记述了徭族(瑶族)的民风、服饰、狩猎习俗及其淳朴英勇的个性,在唐代士林开创了以诗歌形式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先河。

刘禹锡在任期间,连州文风大振,出现了第一个进士刘景,为此他特意赋诗《刘景擢第》表示祝贺。二十多年后,刘景之子刘瞻又高中进士,并官至宰相。

此后,广东科举考场上连州才子辈出,连州亦获得了“科举甲通省”的美誉。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清乾隆本杨楚枝的《连州志·名宦传》则评价说:“吾连文物媲美中州,禹锡振起之力居多。”

冲口村的进士亭,该村的陈氏兄弟在北宋年间双双高中进士。黄津  摄

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因母丧离开连州,居洛阳,丁忧期满后再授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期间,他在《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中,针对夔州“室庐圮废,生徒衰少”,官学“病无赀财”的现象,指出“天下少士”,“非天不生材也”,而是“不知养材之道”。对此,他向朝廷建议,削减州县祭奠费用,将之用于更紧要的办学经费上,显示出他对教育的重视和讲求务实的工作态度。

陋室明志  赈灾有方

824年,刘禹锡从夔州调往和州(今安徽和县),担任刺史。甫一上任,和州就发生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他马不停蹄地四处走访、视察灾情,言辞恳切地上书朝廷,请求减税赈灾。

相传,当地知县有意刁难,非但不给刘禹锡在县衙安排住所,还逼其多次搬家,条件一次比一次差,最后是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于是,刘禹锡挥笔写下了一篇短文,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抒发了自己高洁傲岸之志向——这便是驰名古今的《陋室铭》。

827年,刘禹锡回到东都洛阳,结束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外放生涯。此时的刘禹锡已年过半百,却不见暮年衰弱迹象,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血性和斗志。次年春,他故地重游,看着“荡然无复一树”、荒草摇曳的玄都观,作诗旧事重提:“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果然又一次触怒政敌,于大和五年(831)十月,第三次离京出任苏州刺史。

连州刘禹锡纪念馆每年都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参观学习。黄津  摄

不久,苏州发生水灾,已近六旬的刘禹锡从本州常平义仓中紧急调拨了十二万石米,逐户分发,并宣布减免赋役。在其“昼夜苦心,寝食忘味”的治理下,“遂使人心获安”,“幸免流离”。(参见《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因救灾有功,朝廷赐予他紫金鱼袋以示嘉赏。苏州人民则把刘禹锡和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为“苏州三贤”,兴建“思贤堂”以示纪念。

从834年夏起,刘禹锡又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地任职,直至836年秋因患足疾,再次被召回洛阳,任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职。会昌二年(842)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岁,朝廷追赠为兵部尚书。

刘禹锡不计个人际遇之得失荣辱,始终心系国计民生,践行“功利存乎人民”的承诺,归根结底在于他对儒家“用世”担当精神以及“仁义”观的执着以求。正如他在《学阮公体三首》诗中所言:“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在他看来,古代德才兼备的贤人都是为国家兴亡而奋斗,故而将个人利害抛诸脑后。

刘禹锡忧国忧民,处逆境而不沮丧,他勤廉施政、敢于作为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提倡。

【评说刘禹锡】

刘禹锡再贬连州后,在当地建吏隐亭以明志。吏隐,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后来在和州任上,他又写就了名篇《陋室铭》,达观地说到居所尽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但是因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又“何陋之有”?合而观之,刘禹锡的清廉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不以利禄萦心,理论上乃为官的前提条件。王阳明这样阐释自己提出的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在他看来,那种“不善”的念头想都不要想,一旦想了,也是在“行”。对为官者而言,“不善”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利禄萦心。在主要依赖个人修养的封建时代,刘禹锡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以身作则的清廉之士。如元朝张养浩的《风宪忠告》,开篇即以切身经历忠告各级官员要“自律第一”。他说:“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表明,官员的职责越重,自律应当越严格。为什么呢?“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又如明朝范景文所以为后世尊称“二不尚书”,在于他职司吏部典选之时,在大门上张贴的“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

“宽一分则民受赐一分,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能够不以利禄萦心的官员,才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够干事创业豪气干云,即便遇到挫折也才能够平心静气。刘禹锡20多年的贬谪生涯,足以印证了这一点。政治上,“羞为洛阳拜尘友”;文化上,贬谪期间他写就的那些竹枝词,不仅在中唐诗坛别开生面,而且还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珍贵民族志材料。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4月17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


 

主办:中共江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江门市监察委员会

技术支持:江门市网信局 中国江门网

备案编号:粤ICP备14002492号粤公网安备: 44070302000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