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而腐败的蔓延是其转型过程的重要特征。俄罗斯前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就认为，80%的官员有不同程度的腐败行为。2000年，普京当政后启动了强势反腐的进程。2003年，成立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此后还在各级检察机关设立了反贪监督局。2007年，要求在官员会见商人的场所安装摄像头，在各机构内部成立专门的反腐部门以及建立公务员举报网，鼓励群众揭发腐败行为。2008年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后也曾放出狠话，要惩治腐败“这一俄罗斯社会重症”。自2009年起俄政府网站连续三年公布梅普等政要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2010年4月俄通过了“国家反腐败战略”。2012年3月又通过《2012-2013年国家反腐败计划》。2013年4月，俄罗斯又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3年以内拥有海外资产。

　　这些措施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其中的一些规定甚至比西方发达国家还严格，但俄罗斯的腐败并没有因此得到遏制，人们对政府反腐败的信心则每况愈下。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的排名已经从1996年的第46位下滑到2013年的127位。

　　看似雷霆万钧的反腐败气势和手段，得到的却是“越反越腐败”的现实，这就是俄罗斯的反腐败困局。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些时候反腐败的力度也很大，朱元璋、雍正对贪官深恶痛绝，大肆杀戮，血腥镇压，贪污腐败虽有所收敛，但治标不治本，终究避免不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一年多以来，一直坚持在反腐败问题上的高压态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的通报，自2012年12月6日到2014年4月11日的492天里，共有285名领导干部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平均每周4名。从2013年5月17日到2014年4月1日，中央巡视组完成了两轮巡视，在这期间，各地共有252名领导干部被查，平均每周超过5人。

　　显然，执政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腐败的普遍性和严峻性，意识到腐败不除、亡党亡国的风险。而对执政党在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公款消费中的腐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民众普遍是认可的。国家统计局2013年11月的民意调查就显示，超过87%的民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

　　但应该看到，目前反腐败所取得的成效，更多是在高层的强力推动下实现的。而在腐败如此普遍的情况下，为何某人倒下而其他人安然无恙，民众很多时候并不明所以，因此很多时候并不是认定这个人罪有应得，而是更多将其归咎于权力斗争和“得罪了人”，从而滋生了很多猜想和阴谋论。

　　就拿宋林的倒台来说，此前的2013年3月18日，《山西晚报》原记者李建军率先发公开信质疑宋林在华润并购山西金业集团时渎职，《中国经营报》记者李旭东和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随后也跟进，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宋林。其后，李建军更直接杀到香港向廉政公署举报宋林。但这些做法均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据媒体透露，去年中高层领导即已批示严查，但遇到阻力，被搁置了近一年。2014年4月15日，王文志再次举报宋林包养情妇，还附上宋林与情妇在床上的合影。不知是王文志的资料够硬，还是由于他顺应时局需要做了关键的配合动作，这一爆料才成了促使宋林倒台的“临门一脚”。而在这个长达一年的举报过程中，为什么一年前宋林没事而一年后却被查处？当初是谁在阻止对宋林的调查？

　　著名反腐败专家李永忠认为，应该首先改革权力结构，党的权力要分成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来分解权力；其次是改革用人制度，在人事任免制度上，要扩大民主，提高群众的参与程度，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监督，对未能得到民众表决通过的，不得被提拔和任用，真正扭转干部任用上完全由上级任命的现象；另外要动员和组织体制外力量支持和参与反腐败。只要建立起精细科学的制度，中国就有望走出俄罗斯式“越反越腐败”的怪圈。（赵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