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两袖朝天去”“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些广为流传的诗句出自明朝贤臣于谦，既是其心声，也是其人生的写照。

　我们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既是一门优雅的艺术，也具有强烈的交际性。通过诗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所思所想。通过诗歌，我们评判一个人的心性，“诗心”便是由此而来，亦为中国诗歌批评中特殊的概念。

　　于谦历任御史、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于谦留下了不少诗作，或许在同时代的诗坛中，他的成就不及“前七子”或“后七子”，但因其性格、其遭遇，他的诗歌或比“前七子”或“后七子”更加深入人心。正如我们因颜真卿的刚直而更加欣赏他的书法一样，我们也因于谦的忠烈而更加欣赏他的诗歌。

　　于谦在山西、河南等地任巡抚时，兢兢业业，不贪私利，不畏强暴，为民造福，政声清卓。当时，官场风气不佳，贿赂公行。地方官员进京，必须向当朝权贵馈送重金厚礼，否则后果难堪，更无论“进步”与否了。身处时代酸雨中的于谦，没有随波逐流，反而正气充盈。他每次进京，只带随身物品，轻装简行。有的同僚怕他遭殃，劝道不带金银入京，也应带点手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品送一送啊！于谦举起袖子笑着回答：“我带有两袖清风！”为明心志，他还赋诗一首：“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成语“两袖清风”由此而生，也成了做官清廉、品德高尚的代名词。

　　于谦久在地方任职，深知民间疾苦。他认为，手帕、蘑菇、线香是地方土特产，不少百姓赖此作生活补贴之用，实为民脂民膏，如将其作为联络权贵的物品，众多百姓必受其累。由此可见，他被百姓称为“于青天”，绝非偶然。于谦一生清正廉洁，不恃权谋利，一切以社稷为重，被人称颂。

　　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被称为“救时宰相”。清朝人编修的《明史》也对他称赞有加，认为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作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的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他们最后都魂归西湖。令人感慨的是，于谦与岳飞都被陷害。于谦被下狱抄家，竟“家无余赀”，清澈见底。抄家者见正屋紧闭，还上了锁，认为其内必藏钱财，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朝廷赏赐之物。于谦奉命收下后，却把它们锁了起来，从未拿去示人，拿去炫耀。这与一些“赃累巨万”的贪官污吏相比，真有霄壤之别。时间终究会为高尚者书写金色的铭文，后来于谦平反昭雪，获赐谥、建祠等，为后世景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石灰吟》是于谦年轻时写的明志诗，更是他一生清正、坚守理想、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生动诠释。这首托物言志诗，语言简朴易懂，内涵却很深厚。作者以石灰作比喻，抒发了自己坚强不屈、洁身自好的优秀品质和不同流合污的深沉情怀。同时，该诗还告诉人们，“要留清白在人间”并非易事，要经受得住长久的打磨，要不惧烈火焚烧等重重考验，还需要关键时刻、关键较量、关键抉择时不怕粉身碎骨的非凡胆略与坚强意志。

　　在家风家教方面，于谦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他给予儿子深深父爱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其道德品质的培育与塑造，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于谦任山西巡抚时，收到家信，说长子于冕的十三岁生日要到了，希望他不要忘记。对于家人的心思，于谦自然明白，深思之后，写了一首诗表达期望：“阿冕今年已十三，耳边垂发绿鬖鬖。好亲灯火研经史，勤向庭闱奉旨甘。衔命年年巡塞北，思亲夜夜梦江南。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于冕收到这份“生日礼物”后，读懂了父亲的心意，认真研读经史，孝敬长辈，修身养性。后来，于冕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成人成才，并把父亲的遗稿结集出版，是为《节庵存稿》。

　　诗言志，诗抒情。于谦留下的一首首不朽诗作，言的是为国效劳、为民造福的高志大志，抒的是超越庸常、构建美好的真情深情。这些无疑是跨越时空的宝贵财富，给后来者以持续滋养。无论是在寒冬、初春，还是在盛夏、金秋，读这样的诗，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共鸣，是一种修炼，必有助于照亮前行的路，更好地抵达目的地。（周麒松）